文明上的衝突?以巴衝突的論述
引言:
現代社會隨著工業革命後的經濟急速發展,國族之間衍生了不同全球化的行為包括全球及在地經濟發展的跨國活動,殖民地運動發展及消退,宗教傳播及在地發展等,引發了不同地域的合作及衝突,世界的聯繫隨著全球化的蔓延而漸趨緊密,「脫域」了的西方文明及現代化理性亦對全球各地的「在地」文明產生了影響。本文試以文明衝突論論述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領土之爭「以色衝突」,有多大程度為宗教文明差異所造成的衝突。
現代化的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衝突維持多於半世紀,主要為部份中東伊斯蘭國家或「在地」的武裝組織與西方(主要為基督教國家)國家或與西方世界有重要合作關係或不同派系的伊斯蘭武裝組織的衝突。他們部份地區因為宗教衝突、在地經濟(嚴重貧富懸殊)、在地治理問題及國際關係問題所引發,當中他們(尤以伊斯蘭武裝組織)皆以現代全球化的軍事或「恐怖主義」激發及實現他們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理念,對抗全球化的宗教傳播。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領土衝突為基督教國家及猶太國家與伊斯蘭世界的宗教文明衝突?整個過程及現況能否反映基督教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之間的衝突,以色列的立國過程到巴勒斯坦被邊緣化、侵佔及蠶食,全球的治理組識的角色及誰主導著這個過程,當中聯合國、英國及美國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主導著以色列的立國,造成「以色衝突」。
以色列及巴勒斯坦之間衝突的近代發展
「錫安主義」來源於「錫安」(Zion)一詞,原指位於耶路撒冷附近的錫安山,以及在舊約聖經(撒母耳記下 5:7) 裡所提及的「錫安的堡壘,大衛的城」。「錫安主義」下的猶太人復國活動維持了多於3000年 (StandwithUs,
2007, p. 4) [2],現代的「錫安主義」主張猶太人回歸「大衛之城」,重新確立猶太人的國族身份,而非純宗教性的復國。
現代化的「錫安主義」進展,自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17年,時任英國外交部長貝福爾(James Balfour)的發表了支持猶太復國運動的《貝福爾宣言》,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自治國家。美國總統威爾遜立即向英國政府表示支持《貝福爾宣言》,1922年美國國會正式通過一項支持《貝福爾宣言》的決議,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 (何偉斌, 2008) [3]。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1920年,土耳其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領土的協議中,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中東領土成為英法兩國的委任統治地區,英國向猶太人放開了移民巴勒斯坦的大門,於是大量猶太人開始從阿拉伯國家及世界各地回流巴勒斯坦。在英國管治巴勒斯坦之初,當地的猶太人只有約5萬人,巴勒斯坦有92%的居民都是阿拉伯人。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39年,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增至近50萬人,主要有逃避歐洲的反猶太人運動及納粹主義對猶太人的種族迫害 (StandwithUs,
2007, pp. 11-12) [4]。於戰後,英國亦期望能並決定從巴勒斯坦的託管中離開及認定以猶太人國族身份成立自治地區或國家,「於1947年4月,聯合國設立了巴勒斯坦問題特別委員會,並訂下巴勒斯坦分割案和巴勒斯坦聯邦案。巴勒斯坦分割案:是把巴勒斯坦一分為二,各自建立一個猶太人國家和阿拉伯人國家;巴勒斯坦聯邦案: 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共治的聯邦國家。最後於1947年11月,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了巴勒斯坦分割案的181號決議案。於次年年5月14日,在英國託管期結束前一天,以色列國正式宣佈成立,更於1949年5月11日被承認為聯合國的成員國」 (聯合國新聞部聯合國網站事務科, 2006-2012) [5]。「錫安主義」的主張亦大致完成。
以色列立國後的主要國土擴張事件
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獨立戰爭(第一次中東戰爭),剛成立以色列國的第二天,阿拉伯聯盟本身不認聯合國大會181號決議,聯盟成員的埃及、約旦、伊拉克、敘利亞和黎巴嫩的軍隊,向以色列發起進攻;戰爭反使以色列佔領了巴勒斯坦207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迫使約70萬巴勒斯坦人流落異鄉,淪為難民 (StandwithUs,
2007, p. 12) [6]。
18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第二次中東戰爭),埃及與英、法及以色列之間的戰爭,讓以色列佔領西奈半島(Sinai)及加沙地區(Gaza) (StandwithUs, 2007, p. 12) [7]。雖然以色列於1982年最後歸還西奈半島予埃及,她進一步觸發冷戰間歐洲、美國與社會主義國家(主要為當時的蘇聯)的衝突,同時又激起阿拉伯國家國族主義對以色列抗衡。
1967年的六日戰爭(第三次中東戰爭),以色列與埃及、敘利亞及約旦等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戰爭。當中除了牽涉阿拉伯國家間的國族及「宗教」衝突,也讓美國及蘇聯捲入這場戰爭,美國為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及裝備,蘇聯則為埃及、約旦及敘利亞提供軍事裝備;結果埃及、約旦和敘利亞的聯軍被以色列徹底打敗。以色列亦藉此佔領了加沙、約旦河西岸、戈蘭高地及東耶路撒冷城 (StandwithUs,
2007, p. 13) [8]。
先後至今的5次大規模戰爭(三次中東戰爭、贖罪日戰爭及加沙戰爭等)造成約150萬巴勒斯坦難民流離失所,尤其是1967年的「六月戰爭」,以色列佔領了聯合國決議劃歸給巴勒斯坦人民的所有土地 (聯合國新聞部聯合國網站事務科, 2006-2012) [9]。從1967年至今,以色列對於佔領區採取殖民政策,不斷地興建屯墾區,至今猶太移民已高達40萬人 (何偉斌, 2008)。
總結.宗教文明衝突於以巴衝突爭議
以色列立國及擴張至今,巴勒斯坦先後出現不同的「恐怖主義」武裝組織包括(法赫塔、哈瑪斯及真主黨等) (StandwithUs,
2007, pp. 24-27) [10]對抗猶太人的入侵及迫害,對那些「恐怖主義」武裝組織的論述皆由西方世界的價值觀進行論述,因西方國家認為巴勒斯坦「恐怖主義」武裝組織的背景都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有關,而造成文明衝突.宗教文明衝突。但「在猶太復國主義者發動「阿裡亞」之前,千百年來巴勒斯坦原住民們和猶太人、基督教徒等友好相處,從來沒有像歐洲那樣迫害過猶太人。在猶太復國主義者大量移民巴勒斯坦的時候,通過各種手段獲取土地之後實行「白地政策」,強行驅逐祖祖輩輩居住於此的阿拉伯居民,因此才挑起了阿猶矛盾」 (何偉斌, 2008)。據亨廷頓的論述 (Huntington, Samuel P, 1993) [11]全球化加速了不同文明間居民的互動,引發起他們對不同文明(包括宗教生活)的恐懼和不信任,而產生自我優越或自卑感,亦因彼此對文明行為定義的差異,導致溝通困難。
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主流宗教不同(猶太教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宗教文化生活的不同產生出不同文明而彼此未能就此妥協;故單以宗教文明衝突以論述以色衝突的成因及過程未能完全解釋全球化下的以色列及巴勒斯坦表面及背後的「黑盒」,兩者背後皆存在著國族主義(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及國際關係(冷戰及後冷戰)的詮釋。
國族間衝突前文已作論述,現以國際關係,即美國主導以色列復國及現代軍事武裝化,與冷戰及結束後全球局面作以色衝突的論述。聯合國於二戰後的181號決議案沒有對巴勒斯坦當地的阿拉伯人尊重,「聯合國憲章規定,一個國家的分裂或統一,應由當地居民投票表決,聯合國尊重當地居民的意志和選擇,即所謂“民族自決權”」 (何偉斌, 2008) [12]。於1948年,美國為第一個承認以色列為現代國家,自50年代起為以色列提供經濟及軍事援助,於1967-80年代認定以色列為美國於中東的具策略價值盟友亦對抗「恐怖主義」 (StandwithUs,
2007, pp. 19-20) [13];美國對以色列的策略性援助及支持為考慮到與蘇聯陣營對抗,而在冷戰結束後則考慮與中東相關「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軍事衝突,維持與以色列的關係,同時以其影響力左右聯合國在中東及以色衝突議題的決議 (聯合國新聞部聯合國網站事務科, 2006-2012) [14]。從聯合國加沙衝突問題實況調查團的報告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2009) [15]中,其中一項提及:
「當時孩子們正從學校回家,加沙的街道上擠滿了忙碌著自己日常事務的人們,這一時機似乎經過計算,目的是要造成最大限度的混亂,在平民中製造大範圍恐慌。許多平民被拘留,甚至在試圖投降時被打死,他們的遭遇表明,已經特地制定出有效的接戰規則、標準作業程式和給實地部隊的指示,以創造一種環境,以無視基本的國際人道主義法和人權規範來取代適當顧及平民生命和人的基本尊嚴的做法。」
「調查團關切地注意到以色列官員,包括高級軍事官員的公開言論,大意是不相稱地使用武力、攻擊平民和破壞平民財產是實現以色列軍事和政治目標的正當手段。調查團認為,這種言論不僅有損於整個國際法制度,而且也不符合《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因此,應該受到明確譴責。」
這些事件的調查反映了以巴之間亦全非宗教文明衝突或恐怖主義所引發,而國族間衝突因全球的利益關係帶到全球治理舞台。至於以色列受到聯合國什麼的譴責,建議則只能倡議國際社會對加沙地區提供人道援助沒有實際議案「對付」以色列相關政府及有關官員。從BBC的報導中「巴勒斯坦現有聯合國「觀察員實體」地位升格為「觀察員國」。」「去年,巴勒斯坦向聯大提出成為聯合國成員國的申請,但是被安理會成員美國否決。 (BBC 中文網, 2012) [16]」亦可見美國仍可以其國際地位影響以巴的和平進程及他們國族之間的爭議。
以色衝突不單是宗教文明間衝突引起,而是國族間衝突,是全球現代化讓在地的國族主義再部落化,他們都以現代化的軍事及經濟力量達至目的如「錫安主義」或巴勒斯坦自治組織,加上中東地區的全球關係的互動造成國家間的軍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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