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市民的健康受到社會收入不平均及社交網絡影響？
醫療、健康及疾病都會是社會當前留意的人文及醫學議題，而社會現況包括人民收入、教育程度、工作情況及社會地位這些社會經濟狀況(Social-economic
Status [SES])都會為我們對健康及疾病預防的研究對象。於現代社會都會存在著各樣的社會不平均(Social Inequality)，而社會不平等會源於社會經濟狀況不同出現，又影響著我們處理疾病及維持健康的各樣行動、取向及態度。同一時空下，社會經濟狀況亦與我們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s)相關，而在社會不平等的現況下，社交網絡亦會影響我們對維持健康及疾病處理。不同的學者對健康及疾病與全球不同的社會進行研究及研習，以社會學角度去分析相關的現象。香港亦是一個國際化的擁有全球第二最長人均預期壽命[i]及高堅尼系數[ii]的城市，但兩者看似有點對立的現象均出現於香港，這值我們深思，社交網絡當中擔當了什麼角色讓社會收入不平均及健康能「並存」。
社會收入不平均包括我們社會經濟狀況的不平等，根據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之定義並根據羅倫斯曲線(Lorenz
Curve)所判斷為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這是比例數值，在0和1之間。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若堅尼系數於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於如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香港於2006年為5.33，可謂貧富相當懸殊；但聯合國人口基金會2009年底最新公布的全球人口壽命排名，冰島的男人最長壽，平均預期壽命長達80.4歲，女人是日本人，達86.5歲；香港無論男、女壽命均位列全球第二，男人預期壽命79.6歲，女人85.3歲。兩者之間反映著什麼特別的關係？根據不同學者的研究包括對不同地方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心臟病及糖尿病與社會經濟狀況高低不同的壽命預期情況[iii]，都反映社會經濟狀況越高，其預期壽命相對較長。社會不平等亦源於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從(Wilkinson,
Richard, and Kate Pickett, 2009[iv])指出社會收入越不平等，我們的預期壽命會較短及而嬰兒死亡率亦會較高，收入不平均為較能反映低收入者健康及處理疾病能力較受限制，但在(Beckfield,
J. 2004[v])的研究文章中，社會不平等如果使人們生病，國家的社會不平等提高或下降均會促進該國家健康衛生的進步或惡化；該研究由1947-1996，從115個國家進行研究，那些國家即使收入不平均有著改變亦未能反映預期壽命及嬰兒死亡率有著相關性的改變。社會收入不平均與健康的關係同時反映了政策制定是與它們相關，即政策制定則有助改善社會收入不平均與健康及疾病控制。
社會不平等會對我們健康不利，它代表社會裡市民間收入、教育程度、工作及社會地位距離懸殊，社會環境質素亦較差；這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地位焦慮」及壓力；社區間失去互信，令社會資本減少，社會整合程度減弱；讓市民減少參與社區生活及活動，影響了本身對社區的貢獻；同時罪案率亦會相對提高。
我們是趨利避害的，期望有高收入，少疾病，同時又期望有著健康的身體及精神。那香港的社會收入不平均與健康的關係有多大程度的相關性？上文提及香港(2006)的堅尼系數為5.33，屬於貧富差距較為大的城市；可是香港亦於「健康奧林匹克2004」中排名全球第二[i]，市民的健康狀況比其他國家優秀。這反映著香港的地理因素，地小人多，市民使用醫療服務十分方便；加上較完整的醫療及社會服務以維持市民的福利及健康，縱使貧富差距大，在社會福利政策促使下，市民都能使用「優質」的公營及私營醫療服務，處理他們疾病的問題，維持健康。反映貧富差異的堅尼系數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所述，並沒有考慮稅收和社會福利可減少住戶收入分佈不平均的效應。故我們發現堅尼系數的上升，表示收入不平均的情況加劇，但未必反映貧窮情況有惡化跡象，因為當富者變得更富有時，貧者亦可能同時變得較前富裕；他們預期壽命、健康水平及治療疾病能力亦會相應地提升，維持著一定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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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The
Persistence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Health
Adapted from Link BG, Phelan JC.
McKeown and the Idea That Social Conditions Are Fundamental Causes of Diseas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2;92(5):73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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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堅尼系數統計並未包括社會福利、綜援、公屋、公立醫院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的補貼，若把這些計算在內，香港貧富懸殊問題並不算嚴重。回顧過去十年，並未包括在堅尼系數統計內的政府在與民生範疇方面投入的資源，皆有可觀的增幅。如政府預計2006至07年度的整體開支總額為2448億元[ii]，但是用於醫療及衛生的支出有321億元，社會福利服務、綜援及公共福利金計劃的支出就達335億元，達到整個政府開支的約27%，而香港的堅尼系數統計並未將此統計入內。可見香港政府基於市民健康及收入不平均而制定政策，讓基層人士可以享有社會保障及醫療保障如合乎資格領取綜援計劃及公共福利金計劃(綜援)者可於公營醫院求診時免去門診費用，醫院管理局的藥物名冊[iii]中指定藥物為低收入人士提供資助，讓病者可以使用特定藥物去治療長期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癌症及先天性疾病。
社會收入不平均可以構成健康及治療疾病不良問題，惟社會政策因社會收入不平均而推出執行以維持社會穩定。香港於2003年沙士爆發後，面對嚴峻的挑戰。社區投資共享基金首批資助的計劃在疫症高峰期間積極開展及推行，展現社區團結及鄰里互助等社會資本精神。當時香港的經濟較為低迷，收入甚為不平均，市民的健康受到威脅，在社會收入不平均的問題下，政府認為推動社交網絡的資源、團結及和諧，發揮社會資本精神才可以有機會走出陰霾。可見社會政策及環境帶動下，社交網絡的力量得以發揮，形成社會資本，在此我們不詳談社會資本與健康之關係，而社交網絡是與健康有著一定的相關。
社交網絡會影響健康的，社交網絡泛指人與人或組織與組織之間的社會關係，把從偶然相識到緊密結合家庭關係的各種人或組織串連起來。當中由一個或多個特定類型如價值觀、血緣關係、不喜歡、衝突或貿易等互相依附。故人與人之間日常接觸的社交網絡可能有助病原體如細菌、病毒及二手煙等傳播，一些開放的親密關係如性接觸容易從社交網絡傳播性病[iv]。香港地理上地少人多，居住較為密集，市民間社交接觸亦較為頻密，傳染病有著更多途徑於社區中蔓延如流行性感冒(H5N1,
H1N1)、沙士、手足口病及猩紅熱等近年於香港社區較嚴重的傳染病，有部份(如沙士)影響到社區的社交網絡及社會和諧。可是疫情可以為社區帶來「正向」的社區團結、社會凝聚力及鄰里互助精神，市民間的社會性支援包括實質的支援如物資、服務及資訊；情緒上的支援以及伙伴關係。如於2003年沙士期間，市民受到疾病、衛生及心理健康的挑戰，但社區中不少餐廳以「十元飯」、贈送物資及互相交換物資以同渡時艱；同時社會服務團體為受疫情延伸的社會經濟情況影響的市民提供心理輔導及發起不同的「送暖」行動，為受影響市民作出關懷；這從一小社區的行為藉社交網絡中社會性支援推展到整個香港，致疫情受控後，香港能夠快速復甦，社區更見共融。這可見社會性支援可以作為壓力及心理健康問題的緩衝[v]，同時也可能能夠降低心血管疾病受壓力影響下復發的機會[vi]。在沙士期間，社區人士互相影響，發揮團結及鄰里相助精神，對一些不衛生的行為予以讉責及鼓勵一些對公共衛生有幫助行為，讓社區衛生得以改善；同時政府加強衛生工作如清潔街道，公共衛生意識的教育及宣傳，也對於公共屋邨的不衛生行為加以懲罰(扣分制的增強)，這種種皆為社會控制及社會性影響對衛生及疾病控制的影響。
社交網絡裡的社交關係可以對有積極面的幫助，但同時亦有困難的時候。社交關係的維持可以是頗為煩擾的，她可能為我們帶來病毒、危險及傷害如二手煙、暴力及性病等；社交關係可以讓我們學習、培養及增強健康的習慣及行為，但也可以增強我們維持不健康及危險的行為。
我們可見社交關係與健康的關係，那社會收入不平均與他們又有什麼關係？我們有些時候會物以類聚(McPherson et al. 2001)，在社會收入不平均的社區中，擁有相似、相近學歷、經濟能力及工作背景皆會維持一定緊密的社交關係，而他們亦會為其社交網絡提供較多支援，同時又易互相增強一些健康的行為及習慣。社會經濟環境較佳的往往能夠組織較廣的社交網絡、較緊密接觸及較多互助關係(Fischer
1982.)；反之最基層人士往往只有與其工友、街坊及社會服務建立社交關係，其圈子較窄及疏離如剛發展時的天水圍社區。
香港維持較高的堅尼系數及大的貧富差距，可是市民的健康及衛生情況仍可世界前列，因有相關社會政策介入，建構出優良的醫療網絡、社會福利服務及相對和諧的社區；從微觀而言，健康及衛生是由個人做起，再於其社交網絡推而廣之；從較宏觀而言，縱使他是社會收入不平均現象中被剝削，社會福利、醫療制度及社會控制(法律、執法及教育)可以維持他基本的健康及衛生環境「正常」，還有「機會」透過教育及工作改善其收入。故社會政策及社交網絡為香港社會中其中一些較重要處理社會不平均與健康醫療需要的因素，我們的健康亦會受到收入及社交網絡的互動影響。
[i] Health Olympic 2004,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ii]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10)．香港統計年刊 (2010年版)．政府統計處綜合統計組
[iv] Bearman et al. Chains of Affection: The Structure of
Adolescent Romantic and Social Network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4;
110:44-91
[v] Brunner E, Marmot M.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Cohesion. In: Marmot M, Wilkinson RG, eds.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59
[vi] Kamarck TW, Manuck SB, Jennings JR. 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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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Psychosom Med. January 1, 1990 1990;52(1):42-58.
[ii] Gini, C. (1912) (Italian:
Variabilità e mutabilità (Variability and Mutability), C. Cuppini, Bologna, 156
pages. Reprinted in Memorie di metodologica statistica (Ed. Pizett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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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OK
Kwok Chuen, Government Economist (2007), Income Distribution of Hong Kong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
[iii] Isaacs SL, Schroeder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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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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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line 2002 July 24. doi: 10.1073/pnas.162086599
[iv] Wilkinson, Richard, and Kate
Pickett. (2009). The spirit level: 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always do
better. London; New York Allen Lane:p82
[v] Beckfield, J. (2004) Does
Income Inequality Harm Health? New Cross-National Evidence.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5(3), 231-248
[vi] Health Olympic 2004,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