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1997年回歸後，特區政府管治及施政的支持程度不高，民間瀰漫著對施政反對的聲音，社會運動抗爭手法轉型，由回歸前的溫和逐漸走向激進，包括近年的七一遊行、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居港權爭議、保育爭議(天星碼頭、利東街、永利街、菜園村等)、東北發展計劃爭議、德育及國民教育事件等，甚至最近有市民及學者倡議「城邦自治運動」或「港獨」 (香港城邦自治運動,
2012)[1]之說。為何那些情境會在特區管治下才出現，相信亦會是不少學者所討論的議題，社會各方人士均有各自對此詮釋及論述。有聞是中央以「無形之手」 (王俞, 2012)[2]干預香港的管治，有學者 (劉兆佳, 2012)[3]認為特區政府在回歸前後的「政治建設工作」協調及準備受到阻礙，亦有不同論述認為香港市民對香港身份認同所產生本土意識問題以及相關的學術研究不足及不全面所致。究竟，愛國愛港人士及一些「有心」「想貢獻社會」人士於政府制度內面對的困局及管治挑戰，而本土意識的萌芽及成長如何影響特區政府的管治。
認受性．民心所歸？
從九七回歸以來，香港社會對特區政府的管治存在不少疑慮，包括對政府及對領袖(特別行政區首長)認受性質疑、政治權威不信服，盧梭 (謝登旺, 2001)[4]認為「政府就是在臣民與主權者之間所建立的一個中間體，以便兩者可以互相適合，它負責執行法律並負責維持社會的及政治的自由。」何以市民會對政府的權力來源有著質疑或不信任？於封建社會的君權神授的管治結束，在工業現代化的社會，「政府的誕生(創制)有兩種行為構成的，亦即法律的確立與法律執行。第一種行為就是一項明確的法律本身，第二種行為的執行，便需要人民任命首領來負責管理已經確立的政府，但是這一任命只是一種個別行為，所以它並不是另一項法律，而僅僅是前一項法律的後果，是政府的一種職能。」 (謝登旺, 2001)特區政府亦有以上兩種取得認受性行為，特區政府的確立是以基本法為依據，法律的執行是得到市民的擁護及相對信任(三權分立)，政府是於基本法下「一國兩制」 (劉兆佳, 2000)[5]的框架下運作亦算是維持有效的「高度自治」。
從戰後殖民地管治下，於七十年代開始逐漸走向工業現代化，在八十年代，香港由移民社會開始萌生出政治社會，雖說是嬰兒階段 (關信基, 1997)[6]，仍然維持著殖民政權，而當時政府以維持地方穩定及經濟為重任，由「一群不以香港為家的統治者自然沒有動機為一群不以香港為家的被統治者做多少事」 (關信基, 1997,
頁 153)。反映出過客心態的殖民地時代到後過渡期香港市民對政治的心態，皆欠缺以香港為家的本土意識；而香港市民面對殖民地政府的霸權，政府又沒有所為，顯得互不相干，各自為其利益生活。當時香港市民都會抱著「各家自掃門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 (劉兆佳, 1988)[7]的過客心態沒有造就香港本土意識參與本土政治的出現，在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外，香港市民都參與一些共同及公共事務(中介組織)如東華三院、小童群益會、各地區街坊會等，再由這些中介組織與政府部門聯繫，市民低度參與政治並形成「低度整合社會政治體系」，同時政府與民間社會之間仍需要由精英，這些精英行政人才的共識在社會群眾政治萌芽初期政權與社會之間皆是互相依賴 (關信基, 1997,
頁 155)。那些精英由商而優則從政，沒有政治相關的專門訓練，行政上是效率極高 (劉兆佳, 2012)[8]，但在政策規劃上在回歸前皆為殖民地政府主導，而他們在被認為缺乏民意「授權」特區政府成立後只能維持行政現狀，立法及制定政策就面對不同的阻礙。
隨著七十年代開始經濟及教育的現代化，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論述香港市民對政治冷感的情況有著改變變得漸漸失效，這某程度上建基當時香港市民的「過客」及「難民」心態，可是他們的第二代為土生土長的香港市民，受著當時的教育及生活文化，「以港為家」的意識漸強 (馬嶽, 2011)[9]，加上八十年代「香港前途談判」的政治化，社會運動及民主運動的興起及「八九學運」及後過渡期政改方案等爭論，讓成長於八十年代的一代於充滿政治爭論及前不明朗的空間生活，建構了他們有一定的歸屬感及公民意識。
戰後初期的政治環境大有不同，在1967年的「六七暴動」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後讓香港市民(當時很多南來難民)的恐共情緒升溫，從第一代戰後嬰兒(團塊世代) (張彧暋, 2010)[10]到「八十後」一代的意識形態把「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對立起來 (馬嶽, 2011)[11]，但第一代的關注重點在中國大陸發生的政治事件，而「七八十後」的關注點在香港本土發展、本地政策及中共對香港干預；無疑一些重大國情有關的事件如「六四事件」，國族間的爭議如釣魚台問題把這兩代的關注一致起來，而基於兩者間的本土意識之不同，不同年代的抗爭手法及政府的反應皆有不同演進，如1971年的釣魚台事件 (雷鼎鳴, 2012)[12]，遊行示威的學生會被警方拘捕及毆打，到2012年同樣的事件同類型的抗爭運動而沒有警方拘捕；但到了一些本土政治事件如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居港權爭議、保育爭議(天星碼頭、利東街、永利街、菜園村等)、東北發展計劃爭議等時卻出現社會的內在對立如中港矛盾及中央干預本地施政，正正反映了香港市民的政治意識的增長及改變。恐共的情緒亦讓特區政府管治面對不信任及反對聲音，質疑「一國兩制」的落實，社會有著一定勢力力求把中央政府的影響排除，建構一個一國兩制下的「獨立」政治實體，可以向西方政治體靠攏，從而讓香港維持一個能予「境外勢力」存在及利用的「反共基地」 (劉兆佳, 2012,
頁 17)[13]。
本土意識下政府及與公民社會間的挑戰
在九七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管治困局除了前殖民地政府管治的認受較高、對中央政府不信任，本土意識的萌芽及成長建構了公民社會的參與。前者因市民皆抱著「過客」心態於香港居住及後落地生根，對殖民地政府沒有太大的政治期望的同時，又了解到只要政府能予他們生活基本需要便可，不用於香港談到國族及不平等條約相關主權問題；故團塊世代的香港市民大多關注中國內部發生的重大事件如文化大革命、釣魚台事件及國內的天災甚為關注，而對香港內部政治發展顯得較為冷淡，因他們埋首於香港的工業發展，沒有顧及本土意識的建構，同時亦因六七暴動及文革的影響，對中共產生了種恐懼感，這恐懼感藉著教育及社教化讓下一代承傳，加上「七八十後」的普遍受到西方教育，學習到西方一些普世價值如民主、自由及公義等。七八十年代開始產生出不同程度的本土社會運動如艇戶事件(1979年)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1980)、2003年七．一遊行及近年的天星碼頭事件等均體現公民社會的成長及對政府施政造成挑戰及阻礙，他們以西方民主的價值理性去質疑特區政府認受性，因一國兩制下的政權非全為民選 (劉兆佳, 2012)[14]，而是「小圈子」選舉及有存在中央對選舉操控的質疑。故於後工業年代，傳統工業北移及產業轉型的情況下，服務業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新方向，可是不少新興行業均需要知識型的勞動力，市民在特區政府管治的十五年間感到上流能力、找尋及維持工作 (馬嶽, 2011, 頁 12)[15]受到限制，下流社會的情感 (三浦展, 2005
(2006))[16]、中港關係緊張及貧富懸殊讓社會和諧受到負面影響 (張宙橋教授、王卓祺教授、王家英博士、樓瑋群教授, 2006)[17]，當中讓一些青少年及較激進的社運人士挑戰政府的管治。
民心無處可歸到民心之不欲歸
恐共心態未能消退的時候，加上後物質主義價值觀 (馬嶽, 2011, 頁 12)[18]的「七八十後」市民就環保及保育事件及議題得到共鳴，擔心回歸後未能維持「五十年不變」及中央干預一國兩制下特區政府的管治，亦非單能靠經濟及施政表現去維繫政經系統的認受性。特區政府又未能建構一個讓市民感覺安全及可歸屬之處，回應市民已改變政治意識及本土意識，造成一個「民心無處可歸到民心之不欲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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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城邦自治運動. (2012年10月22日). 香港城邦自治運動. 擷取自 Hong Kong City-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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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俞. (2012年12月15日). 政情：政治解碼：無形之手 四個階段. 擷取自 東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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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張彧暋. (2010年2月6日). 現代的不幸與戰後嬰兒的學運—《1968》與《1Q84》. 2012年12月8日 擷取自 明報通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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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見註9
[12]雷鼎鳴. (2012年8月27日). 當年的保釣運動. 2012年12月15日 擷取自 晴報．雷鳴天下: http://lifestyle.etnet.com.hk/column/index.php/internationalaffairs/francislui/12393
[14]見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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