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多大程度幫助我們認識現代社會，我們如何能理性地於社會生活？

引言．認識社會的方法

社會學是對人與社會間互動及行動作出研究，是一門範圍廣泛的科學，嘗試論述現代社會的演進過程，解釋社會現象；同時集各家之大乘當中包括哲學、歷史學、科學等，因解釋及研究社會現象及趨勢需要不同學科的視野，而社會學僅有少數領域未有研究興趣的滲透(Charles Crothers, 2010, p. 162)[1]。社會學學者在計劃及研究都需要作出選擇，因需要選擇研究方法、表現風格及概念時，均有各自的論述視野，而可能受到自己被接受或發展中的傳統、規範及思想路線影響，以自身的「學派」及「研究網絡」的社會組織影響對各樣社會現象作出論述、詮釋及研究(Charles Crothers, 2010, p. 129)[2]，故社會學可解釋及讓我們認識現代社會，生活世界中的互動及處理現代化理性的討論。

當代社會學理論中，不同的學者都試圖解釋現代社會工具理性及權力所衍生的問題及社會現象，當中以哈伯瑪斯(Habermas)及傅柯(Foucault)的論述較能詮釋當代社會一些由工具理性及權力衍生的社會現象或問題。本文試以兩位學者的部份論述去解釋現時香港的工人運動「2013年的貨櫃碼頭工人罷工事件」，當中反映了什麼的社會問題。

論述的重要性

社會學對社會發展多是敘事式的論述，學者只能對當時及以前的社會作論述及分析並作出趨勢的推斷。在敘事及「考古」(Michel Foucault, 1989)[3]的過程中，學者從歷史中找到不同零碎的資料片段，把他們重新拼合及還原，並建構成他們的「論述(Discourse)」及「理論(Theory)」。譜系學的研究方向是以還原人與其族的關係，追蹤及找尋人的生活方式；當中的歷史觀反映了歷史及時代並非連續體及和諧，因為只有能成功生存及繁衍的族群才會被歷史記載，才能有論述，而時代間(如封建時代至現代)亦是斷裂(Michel Foucault, 1989)，有一道「鴻溝」隔開，當中有不少社會族群在這道鴻溝中生存、消失或被忽略。

能夠在時代間生存及承傳下去的人們一定程度面對環境變遷的挑戰，傅柯(Michel Foucault, 1989)[4]亦認為人的生理或身體有著一些「技藝」，能調節身體以適應環境改變。故能夠支配到「譜系」人們，據傅柯(Michel Foucault, 1977)[5]的論述，擁有權力的人們或掌握社會制度中權力關係，而權力透過知識的多寡與否決定，以權力與知識掛鈎的關係去控制「身體」，讓「身體」作出改變行為，順從權力所建構的規訓，逐漸失去自由；能夠在社會中作主導「論述」的人們反映他們擁有著知識及權力，對其他被「去權者」進行監視，讓他們置身於無形的監獄中。傅柯對監獄的論述「監獄是社會的鏡子，也是圍牆，區隔「不正常的」罪犯與「正常的」公民的界限。即是說，整個社會是被監視與訓育的，監獄只是規格化的濃縮加強版，是制式操作的樣版場所與權力的加工廠。同一時間，學校、醫院、精神療養院、工廠、軍營等場域相繼採行「全景敞視空間」，強化了權力與空間的關係。法學家、教育學家、心理學家和醫生等人，具備專業知識訓練背景的監視人員，知識強化了權力的合法性，權力、知識/空間三者合一。」(楊宇勛, 1999)[6]「傅柯所說的權力並不單指政治上的統治力，而是指「權力機制」而言。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權力機制運作不一定是由上而下的，而是一種相對性的互動關係，由局部而匯聚成網絡。」權力機制本身存在於人們的內心，從行為的規訓所制約，從外而內的行為影響心理、社教行為及意識形態，建構身體對權力順從的「知識」，再由內而外順從權力；而權力之網，人皆於中，只是人們的位置各有不同，不能被獨享或奪取，縱使以革命及非理性的暴力去推翻權力的表面，但機制及網絡都只能動其分毛，未能把權力去除及推翻。故權力及知識影響「論述」的存在及重要性，同時制約著人們的自由。傅柯認為人們先認識自己及對自我價值的關心，而擴展自我的自由度，進行「自我培育」(Self-Cultivation)(Michel Foucault, 1986)[7]並透過古希臘式的自我訓練包括：記憶及回憶訓練、反思、夢境、運動及玄想(Michel Foucault, 1988)[8]提升自我監察以追求完善化，讓「身體」成為武器，以達至解除或抵抗權力機制約束，自由及自主地以身體進行表述及生活。

第三種的理性．溝通理性

現代社會發展主要還繞著理性及現代性問題的討論及論述，(張德勝, 2011)[9]認為「韋伯對理性化過程的詮釋從未明確地界定過這個名詞。按照Rogers Brubaker的分析，Weber使用理性一詞，起碼有16個不同的含義。」「現代資本主義是如此界定的：把形式上自由的勞動力理性地(指有系統和可計算)組織起來，依理性的(指準確的、純數量的)會計程式，在理性的(指有規可循的、可預測的)法律和政治體制保障下的市場理性地(指非人情和純工具性的)交換。至於禁欲的新教倫理的特徵，則是理性地(指有條不紊)自持，然後理性地(指有目標地)投入理性的(指認真的、審慎的)經濟行動，以此作為理性的(指心理上有效和邏輯上可理解)的手段，去抒解由理性的(指連貫一致的)預選說給個人所帶來的巨大無比的壓力。」我們可以把以上韋伯強調理性種類歸納為「工具理性」，理性為現代社會的特徵，一個「合理狀態」，而理性亦可分為工具理性、價值理性及溝通理性。

現代社會的高速經濟及科技發展，讓人們較看重工具理性的重要性，因為她講求手段、資源有效運用及程序安排；對工具理性所產生的系統化制度過度信任造成人們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Jurgen Habermas, 1987)[10]內在質變，把人們日常的實用及應用扭曲，以系統化的制度以用作「管理」。這忽略了人們的溝通行動及公共空間的重要性，忽略溝通理性的重要，單以自我或族群的價值理性去批判甚至「革命」，以對抗工具理性的入侵。哈伯瑪斯指出，「目標取向行動與溝通行動最大的分野，在於前者是單向的、獨白的 (monological)，只從行動者的角度來思索如何達到目標；而後者則互相依賴，必須講求彼此協調。所以，溝通行動要求的合理狀態，便不是手段、資源、或程式的配置和安排，而是增進瞭解。因此，哈伯瑪斯把溝通理性界定為雙方或多方達致瞭解的最佳狀態，亦即是他所指的「理想的言辭處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在這種處境中，所有參與者都有平等的機會對話，在毫無拘束的情況下，互相承認對方的言辭行動(speech act)是可以理解的、真實的、誠懇的、得體的。」(張德勝, 2011)[11]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 1987)[12]認為現代性的問題可以由工具理性的革新去治療，以溝通理性取代工具理性，理性不只由個人出發，而實用的理性即溝通是可以讓人們和諧地相處，社會革新不只於「解放及革命」，溝通理性及行動在後現代時代是唯一可行的生活方法。哈伯瑪斯認為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是什麼？生活世界為一自然生存的狀態，很多日常事情都看似「理所當然」的；社會內人們有著互相明白的默契才能互相協調地生活，而社教化則為自然形式，不用制度化的學校教育。生活世界指人們間的行動是以語言溝通，由社會規範所引導發展，生活世界是通過語言傳承下去的。「整個繼替過程可以分為三方面：一是文化延續(cultural transmission)；二是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三是社教化(socialization)。相對於這三方面，便是生活世界的三個構成部份(structural components)，即文化(culture)、社會(society)、及性格(personality)。」(Jurgen Habermas, 1987; 張德勝, 2011)[13]哈伯瑪斯認為文化為知識的儲備，由傳統社會以語言承傳；社會為將不同社會及時代串連，以具認受的社會秩序讓人們以社會內的成員參與其中；性格為個人的表現行動或社會行動。如三組構成部份皆能實行，則社會的生活世界能夠平衡，而現代社會生活世界的失衡引發不少社會內在結構性緊張這正正由於重工具理性的「系統」(System)於生活世界內衍生並成長及滲入，致「反入侵」生活世界。

「系統」的出現可以由於生活世界的理性化過程所造成分化或結構性分化，現代性把一些自然融合的事物細分及分拆；讓文化與社會之間造成分化，即文化與制度分立下形成世界觀的分歧；同時亦有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分化，當中社會階級分化了個人的社交及地位間的交往，因人們可以自主地建立社交圈子，造成分化；而文化與個人之間的分化，在理性化過程中，人們的個人成長受著不同文化及宗教所影響，可以自由選擇接受不同文化及宗教，終讓生活世界中出現不同層面及程度的結構性分化。

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系統」在經濟層面以市場(market)的面貌出現，在行政方面則形成了科層制度(bureaucracy)。「以市場為例，它並不是精心策劃的結果，而是無數個人自發地各自按照一己的價值和愛好，理性地有所行動而聯合產生出來的總體效應。在這個「系統」之內，人與人之間並不像在生活世界那樣依靠語言去溝通，而是使用貨幣這種非語言的媒介(de-linguistified media) 來交易，無形中亦擺脫了生活世界規範的羈絆。因此之故，系統內的行動純粹以成功為歸趨、屬於策略性的工具理性行動，有別於構成生活世界的溝通行動。」(張德勝, 2011)這樣的別於生活世界的溝通行動讓人們漸漸減少理性溝通，著重策略及成效的工具理性如管理制度，重視「系統」的建構及運作，讓生活世界的公共空間功能漸漸削弱。

我們亦不難從當代一些已發展的社會或地區找到「系統」反入侵生活世界的例子，以香港2013年的碼頭工人罷工事件我們可以略為論述哈伯瑪斯的溝通理性及傅柯對權力之網及「論述」。

總結：碼頭工人罷工工潮的例子

2013年的貨櫃碼頭工潮事件是指由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外判工人包括五間外判商(培記、高寶、聯榮、現創及永豐)於2013年3月28日開始發起的一場工業行動，為香港自戰後最長的一次工人罷工運動。事件最終以9.8%的加薪幅度達成共識，於2013年5月6日結束長達40日的罷工運動(NOW 新聞, 2013)[14]。事件當中有著不少爭議的地方，勞資雙方於工潮期間各持己見及對傳媒作出代表雙方的論述，學生組織及市民都紛紛支持是次工潮，為罷工工人所籌募的經費有約800萬之多，亦與香港紅十字會為四川雅安地震籌募的善款約1200萬比較下，香港市民對罷工工人的支持看似比援救天災還要著緊，固然當中兩件事件的性質及背後的問題論述亦有不同，本文自不會論述四川雅安地震事件。當中工會包括職工盟、工聯會及勞聯的介入程度亦讓政界、學者、傳媒及市民議論紛紛，各自表述，上綱上線。能夠為勞資雙方提供「公共空間」進行理論溝通及討論的制度只有勞工處，但談判的過程雙方真的能理性討論，那只有參與談判的雙方及勞工處代表了。

為什麼碼頭工人需要以罷工為抵抗外判公司的壓制，碼頭工人本身的工作環境及待遇都甚為惡劣(蘋果日報, 2013)[15]，薪酬方面亦沒有應經濟環境改變及通脹而有一定的加幅，工時長、工作環境高風險及基本工作生活需要缺乏讓碼頭工人面對資方的「剝削」，再有以與知識掛勾的權力所制約，「身體」被工作所壓制，需要遵循資方的「規訓」工作，漸漸失去了自由(Michel Foucault, 1980)[16]。外判制度的存在，本來為一些大型複雜的工作細分如建造業、貨櫃碼頭、清潔工等外判(Out-source)，為追求成本效益、高透明度及市場需要的「系統」，讓大型營運商能以工具理性去衡量外判公司的競價投標，價低者得，把複雜的工作分拆。投得工作的外判營運商亦要自負盈虧，在這個情況下，它們所聘用的工人受到競價投標及自負盈虧的前題下，薪酬及待遇可能比直屬大型營運商的工人不足。整件工潮我們可以以下論述點詮釋工潮背後的社會現象。

外判制度，勞資雙方於事件的各自論述。上文簡單地描述了外判制度的運作，在罷工工潮前，貨物碼頭工人的工作環境及薪酬問題持續多年，只是工人無法得到與外判公司合理的溝通，而到罷工開始時，勞方包括工會的論述為了爭取工人權益，描述資方起初只有外判公司，後來到大型營運商和黃集團及李嘉誠為剝削的源頭，以傳統馬克思式批判外判商及資本家，形成社會階級的結構性緊張及衝突；批判以新自由主義及右派市場主導的外判制度，導致工人最終被剝削及「監禁」(Michel Foucault, 1977)[17]在制度的監獄中。資方亦論述外判公司基於外判制度下生存，為了生存才需要節省成本，同時又欠缺新一代工人入行，強調制度的存在本身是健全，為一整體，以功能主義的論述去維持制度、工種及社會的平衡。他們亦以工具理性的論述可以把外地應用中的全機械化系統取代傳統貨櫃碼頭工作(晴報, 2013)[18]，晴報[19]亦指出「有知情的政界人士分析工潮形勢指，和黃高層內部也有不同意見，一方認為，以機械化提高效率，是大勢所趨，但另一方則較傾向從人情味着眼，覺得要顧及香港工人的飯碗，希望碼頭可為港人繼續提供就業機會；今次工潮鬧大，有利倡議加快碼頭機械化的一方意見，因為這有助避免工潮再度發生。根據海外運作經驗，落實機械人運作，只需要六分之一員工，但對員工技能要求亦有所分別，因為員工需要掌握科技知識；不過要訓練也不難，約一個多月便可操作。」

從上述少部份勞資雙方論述都各有理性之處，正正是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間出現結構性緊張，可能從罷工工潮中表面上以知識(當中包括資訊媒體、學生學者及中產)擁有權力的一方為工人及工會掌握了「論述」主導權，但實際的「論述」霸權仍然在資方手上，因始終發薪水的仍是外判公司，加上工人本身「身體」適應了貨櫃碼頭工作，同時他們習慣外判制度，本身是「低技術及學歷」工種，轉工及議價能力始終有限，只是資方的論述現只要與主流論述相對，就會被各方指責。故於罷工工潮中，勞資雙方的各自表述下，起初較難平衡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論述，同時只能提出工人被壓制的「痛苦」(Michel Foucault, 1977)[20]，遵守制度規訓的「被去權」問題。

工人何以以「身體」為武器，社會支持罷工工潮的態度。工人在上述的壓制中出現痛苦，傅柯認為「身體」可以通過關心自己及提升自我以抵抗痛苦，提升自由感，但是罷工或社會運動是工人或弱勢社群的最終「武器」(Michel Foucault, 1988)[21]，同時2013年的香港社會，不少市民受到後工業社會轉變下的影響，教育、工作、日常生活等生活世界受到「系統」入侵，重視工具理性多於價值理性及溝通，包括文化、社會及個人的溝通；受到大財團的權力「壓制」，往往要遵循他們的規訓及制度生活，失去自由；貨櫃碼頭及香港社會的生活世界有著相似相關的地方，從罷工工潮中工人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援(明報, 2013)[22]，亦反映了社會貧富間矛盾及一些民粹式仇富的情感表達，當中亦造成談判過程的對立面及溝通理性的落差。

縱然工人「被去權」，失去「自由」而作出抵抗，讓「身體」提升成為「武器」挑戰權力(外判公司)，外判公司在競價投標制度下亦是「被去權」，但無力挑戰大型營運商，而大型營運商則在全球貨櫃碼頭業務競爭中亦無法自由，在這權力之網中，三者都各在其位，故其論述都只能在其位置表達，問題本質於制度即權力之網中，而非個人本身問題。

綜合而言，權力之網衍生出的「系統」為人們帶來理性現代化的生活，但當其過度運用而變質(Jurgen Habermas, 1987)[23]，讓「系統」的「權力」反入侵人們的原來的生活世界，這個論述好像電影(Matrix)的故事，而哈伯瑪斯的溝通理性能否讓人們重新回向生活世界的社會，現時看來人們仍需要從「壓制」中透過自我提升解除權力之網或遠離權力，於當代社會努力地互相溝通及理解，達至自由。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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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arles Crothers. (2010). 社會學傳統的多樣性與獨特性. 於 Craig Calhoun Rojek, Bryan Turner,Chris, 進階社會學手冊 (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ology) (頁 129-166). 台北: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 同2

[3] Michel Foucault. (1989).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4] 同3

[5] Michel Foucault. (1977). 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6]楊宇勛. (1999年9月). 顛覆史學與權力之眼：傅柯的《知識考古學》及《規訓與懲罰》. 史耘 第五期, 頁 201-220.

[7] Michel Foucault. (1986).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3：The Care of the Self. (R. Hurley, Trans.) New York: Vintage.

[8] Michel Foucault. (1988).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H. G. Luther H. Martin, Ed.) US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9]張德勝. (2011). 理性與現代社會. 社會學碩士課程．5501 社會學與現代生活. 香港中文大學.

[10] Jurgen Habermas.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11]張德勝. (2011). 理性與現代社會. 社會學碩士課程．5501 社會學與現代生活.香港中文大學

[12] Jurgen Habermas.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13]張德勝. (2011). 理性與現代社會. 社會學碩士課程．5501 社會學與現代生活.香港中文大學

[13] Jurgen Habermas.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14] NOW 新聞. (2013年5月6日). 四十日碼頭工潮宣布結束. 擷取自 NOW 新聞: 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67158

[15]蘋果日報. (2013年1月28日). 血汗貨櫃碼頭工人每日禁閉12小時. 擷取自 蘋果日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128/18148747

[16] Michel Foucault.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C. Gordon, Ed.) New York: Pantheon.

[17] Michel Foucault. (1977). 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18]晴報. (2013年4月19日). 資方企硬之謎. 擷取自 晴報: http://hk.news.yahoo.com/%E8%B3%87%E6%96%B9%E4%BC%81%E7%A1%AC%E4%B9%8B%E8%AC%8E-224738255.html

[19] 同18

[20] Michel Foucault. (1977). 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21] Michel Foucault. (1988).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H. G. Luther H. Martin, Ed.) US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2]明報. (2013年5月7日). 學者：工運贏廣泛支持創歷史 指社會不再無視商家賺盡. 擷取自 明報: http://hk.news.yahoo.com/%E5%AD%B8%E8%80%85-%E5%B7%A5%E9%81%8B%E8%B4%8F%E5%BB%A3%E6%B3%9B%E6%94%AF%E6%8C%81%E5%89%B5%E6%AD%B7%E5%8F%B2-%E6%8C%87%E7%A4%BE%E6%9C%83%E4%B8%8D%E5%86%8D%E7%84%A1%E8%A6%96%E5%95%86%E5%AE%B6%E8%B3%BA%E7%9B%A1-210919225.html

[23] Jurgen Habermas.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